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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国发"生命签证" 两万犹太人避难上海

上海虹口犹太难民纪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犹太人,慑于纳粹的淫威,欧洲多国拒收犹太难民。而在此刻,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帮助他们逃离死亡魔窟。上海虹口区的摩西会堂刻录了犹太难民在虹口生活的印记,2万多犹太难民和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了二战艰难的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真情。

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国实业家,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举世震撼。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但他的义举无人知晓,湮没了60余年,直到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美国“救命签证”等组织的努力下,被发掘出来。

1995年5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奥地利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很多犹太难民和潘光聊天时提到,当年是拿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的签证才逃到上海的,只是记不清总领事叫什么名字了。当时外国人要进入中国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但是要逃离纳粹统治区却必须要出示签证,是哪位中国外交官在为犹太难民签发“生命签证”的呢?

1998年,通过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的线索,由美国“救命签证”组织尽力查找,最后确认,这位中国的总领事叫何凤山。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后在美国加州定居。在找到何凤山女儿的时候,何凤山先生已于一年前的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但他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帮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救助场景———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何凤山。何凤山说我给你发签证,他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是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个亲戚朋友,在集中营里,就凭着签证,一张一条命。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让许多徒劳奔波于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绝处逢生,于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何凤山的善举曾遭到国内同行的猜忌,但他光明磊落不为所动。法西斯当局则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纳粹11月大屠杀后,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就更多了。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情,连他女儿也知道的很少,所以才会几十年来不为外人所知晓。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何凤山的儿子和女儿代父亲接受了荣誉证书和证章,被何凤山救助的犹太人及后裔出席了仪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何凤山的纪念碑前说:“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虹口生活印记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他们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带的舟山路、霍山路、长阳路。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曾是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1994年起,这里成为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无数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后裔来到这里追寻历史的记忆。有的在摩西会堂墙上看到了自己当年在上海的通行证,有的遇见了中国的老邻居。最让他们感慨的是还保留完好的原居住地。他们说见到这一切让人触景生情,并希望能作为历史遗产被继续保存下去,“因为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1994年,上海虹口区霍山公园犹太难民纪念碑落成。在坚硬的石碑上分别用中文和希伯来文刻着这样一段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

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已逐渐走上轨道,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者将上海推入了更为黑暗的深渊。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赶进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患难见真情

据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忆,那时中国人用低价把房子租给他们,他们成了邻居,这种亲切的感觉,如同回到了家乡。

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用摄像机录下了他小时候曾在上海虹口住过的院落。他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患难之中,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朝夕相处,成为了朋友和亲人。对于那些犹太难民来说,后来的每一次回访重聚,甚至在马路上偶然遇到的老街坊,都令人动情。

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不过奇迹也随之出现了:不管你是来自德国、奥地利,还是来自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信仰犹太教还是崇尚儒家伦理学说,大家都在艰难中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近3万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纳粹大肆逮捕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逃到了上海,并融入了上海。一位叫布鲁赫的聋哑青年画家与中国聋哑姑娘结了婚。世界著名小提琴手维滕贝格靠教中国学生小提琴和钢琴度日,他教过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音乐界的名人。一对德国犹太音乐家兄弟,在上海组织乐队制作流行歌曲唱片,让中国的流行歌曲走向了世界。

1938年11月9日晚,德国法西斯捣毁了大批犹太人的商店、会堂和住所,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反犹太人浪潮开始了。这个被称为“水晶之夜”的事件发生以后,纳粹大肆逮捕犹太人,一个叫大卫·布鲁赫的青年画家被关进了德国达豪集中营。大卫是个聋哑人,他被释放后来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收到了表哥从美国发来的电报,上面只有3个字——“去上海”。

犹太画家结缘上海姑娘

大卫·布鲁赫听从了美国表哥的指点,很快乘海轮逃亡到了上海。“那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大卫说,“在上海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个叫‘陈’的朋友,会吹笛子、弹琵琶,还会演戏,他经常带我到中国家庭做客,那些中国人对我都很好,还经常留我吃饭,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

大卫的话只有他儿子能懂。大卫儿子说,在上海时,父亲认识了两个聋哑人,并成了朋友。由于中国和德国的手语不同,他们交流起来很困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这两个人带父亲去参加聋哑人聚会,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他们是1941年认识,1946年结婚的。

虽然欧洲人的习俗和中国的不同,彼此很难沟通,但大卫·布鲁赫与他的中国夫人做到了互相理解和体谅。他说在她简单的手势上我体会得出她对生活充满了深刻的理解和热爱,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常人想象不到的默契。

就这样,这位中国聋哑姑娘把命运同一个犹太难民画家紧紧连在一起,一直到她在美国离开人世。

在上海的时候大卫结交了一群中国的艺术家朋友,他们教他练毛笔字,其中一位中国朋友还为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绿黑”。几十年过去了,他说这段生活仍然留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大卫·布鲁赫是一个凭感觉来创作的画家,在他的画里倾注了他许多的感情。黄包车就是他最爱画的主题,因为他同情拉黄包车的人,觉得他们很辛苦。1997年他出的画册里就有60幅是画黄包车的。其中有黄包车为人家搬场的场景,有卡车抛锚由6辆黄包车一起拖车的场景。这些画面,连许多老上海都没有看到过。大卫·布鲁赫的画是将上海情愫融入了自己的文化血脉中的艺术再现。

著名演奏家情系上海

在上海避难期间,犹太难民中的编辑记者们办起了德文报刊,艺术家们在露天音乐会演奏肖邦和德沃夏克,戏剧、舞蹈、漫画、报纸,表达着他们不可湮没的人生希望。在这同时,许多犹太难民中杰出的音乐家,也把自己的才华传授给了中国的同行。

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一流水平的德国柏林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维滕贝格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早在1939年2月,就随同近3万犹太难民逃亡到上海。当时德国纳粹规定,犹太人离开德国只准携带10马克现金。维滕贝格到达上海时囊空如洗,只能靠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勉强度日。

维滕贝格在上海教了许多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了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92岁的谭抒真教授至今保存着维滕贝格用过的贝多芬乐谱和一张师生的合影。

维滕贝格来上海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虽然生活清贫,但他教学生,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一律只收1元钱。但他坐三轮车也给1元钱,不管远近,而那时的三轮车费只要几毛钱就可以了。谭抒真说,维滕贝格先生人真的很好。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维滕贝格同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的施纳贝尔等组成了三重奏小组,连续几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当时柏林艺术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施纳贝尔后来去了美国,并为维滕贝格在美国谋得了待遇优厚的教学职位,但维滕贝格说自己老了,中国学生对他也很好,他不想离开上海。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已经61岁的维滕贝格同大部分犹太人一样,被日本侵华当局赶到了狭小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一天早上,他正在拉琴,忽然就倒在了地上,被一位送开水的阿姨发现后通知犹太协会,把他送进了医院,3天后就去世了。

这位曾经名震欧洲乐坛的音乐奇才,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用非凡的音乐才华引导许多中国学生走进了西洋音乐的殿堂。

音乐家兄弟的上海情

当时上海有很多犹太音乐家逃难而来,其中就有一对很出色的音乐家兄弟。他们在上海开了一个琴行,组织了一支小乐队,并经常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上的DDS咖啡馆里表演。

这对音乐家兄弟的故乡在莱茵河畔的德国科隆,哥哥奥托·约阿希姆是犹太作曲家,弟弟瓦尔特·约阿希姆是科隆室内乐首席大提琴手。1939年,兄弟俩为躲避纳粹的屠杀,逃离科隆,一同来上海避难。

在上海他们带教过很多学生,其中就有中国著名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最令司徒志文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他们要学一首帕格尼尼的古典奏鸣曲,但没有乐谱,于是约阿希姆借来唱片,硬是听着唱片把曲谱给扒了下来,学生们就是用扒下来的手抄本曲谱学习的。

许多在上海逃亡过的犹太难民至今还记得,在日本侵略军圈定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里,他们为了谋生只好沿街设摊叫卖。约阿希姆兄弟则白天打工,晚上要到咖啡馆和舞厅里去拉琴,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结束。虽然辛苦,但他们很满足:“如果不是来到上海,在德国、波兰、欧洲的集中营里的日子,那将是更可怕的,正是因为来到上海,我们才幸存了下来。”

奥托·约阿希姆在上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制作了30张中国唱片。他认识一位中国作曲家,就是陈歌辛,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陈歌辛将曲调哼唱给他听,他记录下来。他说在所有的曲子里,有一首叫《玫瑰遍地开》的,后来非常流行。这首曲子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最早是在舞厅里流行开的。1945年左右这首曲子流传到了美国,有位美国作曲家把这首歌译成了英文,叫Rose rose l live you。1950年,当时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林用英文演唱了这首歌,并获得了全美流行乐排行榜第一。起初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首美国歌曲,后来才知道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于是在出版的谱子上写了曲作者不明。

出生在上海的宝贝如今来上海寻访的犹太人中,有些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因而被人们称为“上海宝贝”。

戴维·约阿希姆是奥托·约阿希姆的儿子,1949年6月他出生在上海。虽然他对上海没有任何记忆,因为离开上海的时候只有两个月大,但后来他多次来过上海,也了解到不少以前的事情。他说,我的父亲在上海生活了16年,我母亲生活了11年,我的祖父母都葬在了上海,如果不是当时情况的变化,也许我今天还会留在上海。

1939年秋天,就在德国法西斯准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前夕,一艘装载着犹太难民的海轮悄悄离开了德国汉堡港前往上海,一对年轻人就这样在逃往上海的轮船上相识并相爱了。第二年他们在上海结婚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曼弗雷德·沃姆。如今这个在上海虹口地区长大并上过学的“上海宝贝”,回到德国以后成为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一位著名的法官。

在避难期间,新的生命不断在上海新的家园里孕育,在虹口的犹太医院里降生。索妮亚的出生地就在这里。她和父母在上海虹口住了大约8年,弟弟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她说能够回来看到以前的旧址真的很棒,这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记忆中的东西。

战后,索妮娅一家回到了德国。在当时的上海犹太难民中,只有大约600人回到了德国。索妮亚后来成了一名德语和英语教师,她一直向她的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讲她对上海的感情。

大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迈的犹太难民重返上海时,他们的身边增添了一些重温历史的年轻身影,那就是犹太难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七十多年前逃到上海得以生存,二战结束后,又各奔前程的近3万犹太人,如今健在的只有千人左右,但是记住并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后人一定会是绵绵不绝的。